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，是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加忆中度过去的，是在无法抗拒的沉重疲劳中度过去的，在她眼前，那个瘦子的军官就像一个灰色的斑点似的跳动着，巴威尔的青铜色的脸庞谢射出光茫，安德烈的眼睛里含着微笑。
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一会儿坐在窗前，观望街上，一会儿蹙起眉毛，战栗着，四面张望着，又起身走过来走过去，仿佛在罔然地寻找什么。
她喝了水，但是仍然不解渴，不能浇灭她心里那种灼烤般地微燃着的凌辱和悲伤。
这一天被切成两半，——开始那半儿很有内容，可是现在呢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伤佛面对着一片凄凉的空虚，在她脑海里不断出现着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。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考尔松诺娃来了。她指手划脚地大说特说，时而悲泣，时而高兴，还跺着脚板，提出些劝告和诺言，一会儿又在恐吓什么人。可是，这些都不能打动母亲的心。
“哼！”她听见玛丽亚那刺耳的声音。“到底把大家弄得发了吧！厂里的工人们起来了，——全厂都起来了！”
“唔，唔！”母亲摇着头，低声说。但是，她的眼睛却呆呆地瞪着，仿佛又看到了先前她与巴威尔、安德烈游行分手那一刻的情景，她哭不出来，——心受到压抑，已经干枯了，嘴唇也是皲裂干燥的，嘴里觉得火热难捱。两手发抖，背上的皮肤也不住地在轻轻抽搐着。
傍晚时分，来了几个宪兵。
母亲毫不惊奇也不害怕地迎接了他们。
他们闹哄哄地闯了进来，脸上都是得意洋洋的神情。
黄脸军官龇着牙戏谑说：
“怎么样？您好吗？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，不是吗？”
好一声不吭，只是用干燥的舌头舐着嘴唇。军官煞有介事地不停地教训着，母亲觉得，他这样做，只是为了使他自己高兴。他的话，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她自顾想自己的事。一直等他说道：“老婆子，如果你没有本事教训你的孩子尊敬上帝和沙皇，就得怨你自己……”过了一会儿她才开了口，这时她正站在门口，对他看也不看一眼地低声说：
“不错，孩子们是我们的裁判官。他们要很公正地责备我们，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离开他们！”
“什么？”军官大声喝问。“大声点！”
“我说孩子是我们的裁判官！”她叹着气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。
军官恼怒了，叽哩哌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。可是他怕话，只在母亲身上回荡，并没有让她生气。
玛丽严·考尔松诺娃也是见证人之一。她站在母亲旁边，但不敢抬眼看她。每当军官问她话的时候，她总是很慌张地深深行礼，并用同一句话回答：
“我不知道，大人！我是没文化的女人，做小生意的，笨得很，什么都不知道，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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