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攻了。

　　这人你可以质疑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具体能力，也可以质疑他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，但对于一个甘愿抛弃原本的富裕生活，冒着枪林弹雨去战斗的同志，谁也无法质疑他对GC主义的理想和追求。

　　所以想要取得这类同志的支持，就必须求同存异，尽量把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把敌人搞得少少的，才有可能做成事，否则光是相互吵架，搞内部斗争，就会耗尽一个组织本就不多的精力。

　　这便是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了，既然大家都是打着苏联的旗号，那么为何不能由其他人负责，在没有经历过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之前，想要说服其他人可不容易。

　　可以说，如果没有程刚的话，这件事是绝对做不成的，让一个本土派出身的干部扛起苏联的大旗，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就决定了其几乎为零的可行性。

　　所以历史上的李润石只能走上一条更为艰辛，代价更大，当然也更有收获的道路。

　　当所有理想或投机的干部，被动或主动地扛起大旗，保守或激进地惨遭失败后，面对生与死的抉择，大家就不得不团结在了李润石的周围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那种在生死考验之下形成的政治局面，必然是前所未有，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的牢固。

　　而且在有程刚参与的情况下，或许还能尽可能保住既有的基本盘，使得李润石的威势相比于历史更为强盛。

　　但显然的是，不只是程刚，就连李润石自己，也不可能坐视整个组织再次走上这条血与火凝结而成的道路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哪怕这么做反而可能损害到他们的利益，他们也想要去尝试改变。

　　既然历史上那条可以复制参考的路线没法走了，那就只能重新开辟一条新路，要解决这里的核心矛盾，关键就在于话语权的问题。

　　留苏派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威力，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，甚至没有半点资历的情况，刚一落脚就能迅速掌握一方大权，其实正是他们的话语权，或者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解释权。

　　掌握了这个权力之后，那么完全可以做到“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你不行，你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”

　　而且在被现实打脸之前，任何人都没法改变由这一权力下达出来的决策，同时权力越大，就越是难以质疑。

　　好在的是，在外来干部集中涌入中央苏区之前，通过谷田会议等一系列措施，这里已经初步地统一了思想，李润石天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。

　　而在程刚的积极准备之下，那些留苏派们想要随随便便夺下权力，也绝不会如同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　　说到底，对于一个以理想主义者为主要群体的组织，最为紧要的就是理论问题，剩下的带兵打仗、经营政权等等，都可以算作次要考虑的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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