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真是中国人的主要弊病之一。甚至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如何劝导人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依然是一个难题。

　　尤其是对于农民来说更是如此，在后世当时一些所谓的城里人看到那些不讲究卫生的人，总是会开口讥讽到“农民”，由此可见一般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无论是民国时期的“新生活运动”，还是建国之后的“爱国卫生运动”，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改变，已经在中国人身上积聚了几百年的卫生弊病。

　　虽然这些运动持续时间很长，投资很大，可是所起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如此结果？

　　司马记得曾经有人说，在被日军占领时的东北、京城、天津等地的大城市，日军派出了军警拿着棍子，见到上公车不排队的人就打上去，结果当时的人们做公车时主动排起了队，可是后来抗战胜利了，用棍子约束纪律的的军警没有了，结果人们为了挤公车又是乱作一团。

　　其实说白了，还是因为大家少了一个严格的纪律约束，只有通过严格的约束和适应的惩罚才能使人们保持良好的习惯，至少后世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明例。

　　后世的大多数国人，只要一提到新加坡，就会提到新加坡人的对不遵守卫生的人的重罚，正是这种重罚加上良好的卫生清理，才使得新加坡有了花园城市的别称。

　　那怕就是在后世的中国，也曾有那么一段时期，是依靠罚款来维持城市的卫生，但是显然这并不是司马想要的，司马想要的是一个讲究纪律和规则的群体，而不是一个仅只是在表面上讲究卫生的群体，卫生只是一个方面，纪律和经束才是根本。

　　司马要的是一群守纪律、讲规矩的一个群体，那怕以后就是近乎呆板，缺乏灵活性。但是这种‘不灵活‘对于国人而言却是甚为有益。没有纪律，何来秩序？没有规矩，何有认真？

　　中国人自古就不缺乏灵活和变通，中国人最大的不足恰恰就是太过于灵活和变通。而之所以强调保持个人和家庭、社区的整洁卫生，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开始一个前步骤罢了。

　　“怎么样？李营长，是不是要试一下这炮是否合您的心意。”

　　就在司马在那里谋划着自己的军管大计时，在机件二厂的院内，史道姆指着排成一排地三门新造的教练炮问到李守安。对这三门教练炮史道姆本人感觉还是非常满意，估计全世界像这种教练炮也仅只有这么几门。

　　“李营长，你看，拧开炮弹的底火就可以把子弹装进去，然后再重新拧住底火，就可以装进炮膛击发，它的击发机和实炮弹完全相当，可惜我们公司没有合适的炮钢制造炮管，要不然用这三门教练炮改造成实炮。

　　也不是没有可能。”

　　史道姆一边夸耀着自己造出来的教练炮，一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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